網格化管理以信息平臺為基礎，搜索、研判、回應城市基層治理問題，是城市治理實踐的原創經驗。從現實情況看，網格化管理特別適應于管制、應急、動員類事務，但對基層服務、協調類事務易出現“內卷化”問題，需要改變單純行政控制的思維，走向共治的網絡化治理。
網格化管理體現出技術理性追求的務實、精準、效率等目標
網格化管理模式旨在針對公共問題，打破感知發現問題與處置解決問題脫節、“條塊分割”與“碎片化”、責任關系不清、回應民眾需求不力及治理績效低下等困局，使分散的條塊、層級組織、跨部門乃至社區、社會組織等多元治理主體協同共治。網格化管理形成了“問題—指揮—責任—聯動—反饋”閉路環，體現出技術理性追求的務實、精準、效率等管理目標。它具有以下幾個特征：
第一，以信息采集與編碼、問題分類為基礎。網格充當了情報采集的基本單元，成為政府對屬地中部件、人戶、組織、業態、事件等信息進行收集、整合、控制的基礎集散地。將采集的問題信息進行分類，訂立任務派發、責任歸屬、執行流程和績效結果的標準與依據，有利于實現精細處置。
第二，以指揮中心居間形成聯動樞紐。作為數據、信息的“集散地”配置中心，政府成為城市治理平臺，圍繞公共問題解決，發揮著指揮、動員、統合的綜合、集成作用，將信息轉化為組織化的行動。
第三，以網格化單元構建基層治理的責任體系。網格作為基層最微觀的管理單位，它不僅以戶數編組和“包片包組”作為設立的基礎，還是政府向前向下延伸管理職能的“責任田”，通過將下達給網格承擔的管理任務明晰化和固定化，達到“橫向到邊、縱向到底、不留盲區、不留死角”的基層治理功效。
第四，以社會管理和服務事務為組團、協同的紐帶。網格化管理借助網格，整合相應的社會管理與服務供給資源，在需求與供給之間建立橋梁，建立組團化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，并“倒逼”行政機關內部機構通過流程再造提高服務質量。
最后，以監督網格執行效果為反饋。網格化管理模式將執行與監督分離，運用回路的監督反饋機制以及配套的績效考核機制，評價網格運行的成效，發現問題和短板。
“內卷化”是網格化管理運行存在的主要問題
從實踐狀況看，網格化管理特別適應于管制、應急、動員類事務，例如疫情期間嚴防死守的社區防控。但在現實運行中，受到壓力型體制與人員執行因素的影響，網格化管理模式的實踐與其理想的制度設計存在著一定差距，“內卷化”是執行過程出現的明顯問題。
比如，基層治理功能泛化。在壓力型體制驅動下，憑借趨向網格化管理“全知全能”的目標運行，管理職責不斷下沉，基層承擔了更多無限責任，“權責分立”間不平衡更加明顯，不同層級權與責、職與能之間的關系如何梳理、劃分、授權和配置，仍是制約其有效運行的關鍵節點，上級行政機關以及網格本身下達的命令、任務和臺賬、數據、報表等信息逐級分解、指標化到基層，逐步使網格管理成為行政事務與管理功能泛化的行政裝置。再比如，社區公共參與和自治的空間被壓縮。由于網格化管理模式偏向于自上而下的上級控制和任務下派，使得基層治理注意力更多分配給上級機關部署的任務，對社區居民事務組織與回應的調動、激勵能力卻不足，向社區賦權增能的效果非常有限。
總而言之，網格化管理的局限性意味著對基層服務、利益協調類事務，需要更加升級的基層治理機制。
改變單純行政控制的思維，走向共治的網絡化治理
基層治理制度的改進方向取決于制度設計者的價值理念?！耙匀嗣駷橹行摹背鞘兄卫順嫵蓢遗c基層治理制度設計的根本方向，決定了城市基層治理既要充分應用現代智能技術工具，更要堅持以人為本，充分釋放基層多元主體的合作共治力量，以更加開放、有機的方式，打造對人關懷、精細高效的基層治理系統。
改變單純行政控制的思維，走向共治的網絡化治理應是基層創新治理的方向。在網格化管理基礎上，網絡化治理側重三方面的努力：
首先，有賴于以解決問題為中心，聚合治理共同體的力量和能力。公共問題依然是治理的紐帶，不同的是，圍繞問題，基于協商討論和價值共識，協調多元利益主體和社會資本力量，建立具有韌性和持續能力的治理模式。
其次，理順職能關系，合理配置職責。權責關系的法定化和規范化是確立政府合理行為邊界的基礎，以“放管服”改革、清單制度，進一步推進層級、部門的權責歸屬，權責相配，保障基層治理職責履行到位。
最后，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優勢，增強基層治理。利用更智能化的技術，在更大空間范圍內提升政府整體性的能力，增進政府部門間的信息共享和“一網通辦”，整合各種平臺和流程，建立規范的標準，助力基層實現有質量的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。（孫柏瑛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，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，本文刊登于《中國紀檢監察報》2020年9月10日理論周刊第7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