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謇是中國民族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。從考中狀元到棄官辦廠，再到投資教育、文化、慈善等公益事業，在張謇身上，濃郁的愛國情懷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。他將經商視同齊家、治國之大事，認為企業應該具有社會責任和家國觀念，反對唯利是圖、見利忘義。“天之生人也，與草木無異，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，與草木同生，即不與草木同腐。”張謇的這句名言，正是他一生的寫照。
張謇生活在一個內憂外患并存、中西文化碰撞、社會急劇轉型的時代，出身農家的他半生苦讀，于41歲高中狀元，被授予翰林院修撰。然而不久之后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，清政府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《馬關條約》，回家丁憂的張謇聞此消息，義憤填膺，在日記中寫道“和約十款，幾罄中國之膏血，國體之得失無論矣”。
《馬關條約》除割地賠款外，還允許外國資本進入中國，在中國辦廠、筑路、開礦。因此，抵制經濟侵略的呼聲越來越高。兩江總督張之洞上書朝廷，委派張謇在通海地區經商辦廠。經商辦廠，對張謇來說完全是陌生的。但是，國家有難，匹夫有責。在張謇看來，只有發展民族工業，才能抵制帝國主義的侵略、抵制外國資本的侵入，辦廠也不失為一種救國之途徑。于是，他毅然放棄功名仕途，應張之洞之邀，利用通海地區產棉的優勢，著手創辦大生紗廠。“大生”一詞，源于《易經》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。從紗廠的命名可一窺其社會理想。張謇高舉“實業救國”大旗，先后創辦了數十個企業，形成了近代中國著名的大生資本集團，涉及工業、農業、漁業、交通運輸、水利、鹽墾、金融、通信等領域。1936年中華書局出版《世界實業家列傳》一書，在全世界范圍內列了10位著名實業家，中國唯一在列的是張謇。
除投資于新企業外，張謇還將利潤不斷投向公益事業。在他看來，“夫世界今日之競爭，農工商業之競爭也。農工商業之競爭，學問之競爭”。他大聲疾呼：“救亡之策，莫急于教育”“圖存救亡，舍教育無由”“一國之強，基于教育”“今求國之強，當先教育”。他還斷言，“有禮教有學問之國，即亡亦必能復興”。自1902年創辦通州師范學校開始，經他獨自創辦或參與創辦的學校達數百所。北京大學、南京大學、復旦大學等國內多所百年老校的創辦均與張謇有關。據統計，從1902年到1926年，張謇僅僅為興辦各種教育事業便注入個人資金257萬元。
張謇還將慈善事業作為治理地方的重要組成部分。社會缺什么，他便辦什么，從育嬰堂、養老院、貧民工廠到濟良所、殘廢院、慈善機構，形成了從搖籃到墳墓的關懷救護體系。此外，他還著力創辦各類公益文化事業，如圖書館、博物館、公園、公共體育場等，開社會教育之風氣。
張謇一生創造財富無數，但卻沒有留給自己的子孫，幾乎都奉獻給了社會。在他心目中，有一個理想社會，即如他所說“新世界雛形”。他在墾牧公司股東大會上說：“借各股東資本之力,以成鄙人建設一新世界雛形之志，以雪中國地方不能自治之恥，雖牛馬于社會而不辭也。”為了理想社會的實現，他盡其所有，其精神、境界、情懷，永遠值得當今的企業家學習。（南通大學教授、張謇研究中心副會長王敦琴)